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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曹剛 | 上海屋檐下:復現的鄰里倫理會消失嗎?

    新冠疫情期間,不少城市原本的生活節奏被打亂,曾經被忽視的倫理問題逐漸走進了人們的視野,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倫理新問題浮出了水面。由此,中國倫理在線特別推出“疫情下的城市倫理”系列文章,和讀者一起探尋理想之城。本系列將由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教授研究中心主任曹剛教授執筆,帶領大家走進倫理學的視角,啟發大家思考疫情背后的人情故事。

     

    兩年多來,新冠疫情掃過武漢、西安、香港、深圳、上海這些大城市,至今仍未停息。在緊張的疫情防控中,我們有必要深刻反思城市本質和城市倫理問題。人們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留住城市是為了更好地生活。但理想之城應該是怎樣的?如何才能使我們的城市更安全、更溫暖、更綠色呢?我的系列反思從“鄰里”這個城市的基本倫理實體開始。

     

    一、大上海的AB兩面

     

    城市有二個去處,一是市,一個是井。“市”是交易的處所,“井”是方便交易的四通八達之地,更是交往對談之地,故有“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市與井是城市的AB兩面,可以合稱“市井”。上海是一個將AB兩面都做到了極致而又能合而為一的城市。

     

    首先,A面是市民,B面是居民。A面的上海人是精明的,自利而富于算計,節制而計于長遠,謹慎而自我負責。這樣的人設其實是成熟市民社會的人格化。但B面的上海人又是弄堂里一心過日子的居民。王安憶的《愈夜愈美麗》是這樣描寫的:“走進弄堂就是沁人肌理地走進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小而曲折的弄堂藏在大馬路的梧桐掩映的皺褶里,藏在高而瘋狂的鋼筋建筑的背后,像紙醉金迷燈紅酒綠堂而皇之的一戶大人家里的一個小小后院,平實沉靜地過著自己的日子。”他們充滿各種欲望,又帶著各種矯情,熱情善良又各有盤算,沉淪于鄰里日常,卻又懷揣著各自夢想。

     

    其次,A面是都市,B面是弄堂。A面的上海是個大市場,在這里,什么都買得到,只須用自己的體力和腦力等勞動去換取工資報酬,然后用金錢去換取各種商品和各種服務,大市場帶來大繁榮,高樓聳立,千門萬戶,遍地繁華。但B面的上海卻是弄堂的,這是一個人們聚集、交流、玩耍、共同成長的生活場所。夏衍在1937 年創作了三幕戲劇《上海屋檐下》,把石庫門的日常生活空間展現在舞臺上,這里有灶披間、亭子間,有窗口掛著的尿布,也有天井里的小煤爐,有淪落風塵的施小寶,也有失業的洋行職員黃家楣,有互助也有沖突,有交流也有爭吵,有玩耍也有哭鬧,可謂千姿百態,包羅萬象。

     

    最后,A面是理性,B面是性感。A面的上海是理性且冷淡的。上海有成熟而發達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以契約為中介建立起普遍的穩定的互惠關系?;谄跫s的交往是工具理性的,因為訂立契約的目的就是為了能夠獲利;基于契約的交往是規則理性的,因為只有具有穩定性和確定性的規則才能使每一樁交易更靠譜。但工具理性和規則理性會排斥沒有實際效用的且具有不確定性的情感要素,這使得契約關系帶有一種冰冷的味道。但B面的上海卻是溫暖而性感的。王安憶就用性感形容上海的弄堂:“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膚之親似的。它有著觸手的涼和暖,是可感可知”。確實,弄堂里的鄰里間是面對面的,是親切的,“家長里短”的交談帶有一種不自覺的家庭情懷,孩子們的玩耍嬉戲也帶來生命的溫度,彼此間的共同生活使鄰里成為一個城市的基本倫理實體。

     

    二、消失的鄰里

     

    大城市是陌生的、孤獨的、漂泊的,王安憶對此感同身受。她說:“在這個地方, 永遠不會有人知道他從那里來, 他也不知道別人從那里來, 人們互相都不知根底。”她為了對抗這種飄零感,試圖尋求這個城市的文化之脈,這個城市的精神家園,她找到了里弄文化,找到了里弄文化里的鄰里倫理。問題是,現代的都市社區還是她記憶中的那個上海弄堂嗎? 

     

    首先,以前的弄堂是平面的、開放的,鄰里們低頭不見抬頭見,有共同生活、閑聊對話、玩耍游戲的公共空間,鄰里之間自然親密。但現在居民大都住在單元樓里,垂直式狹窄的建筑空間結構不利于鄰里間的走動。另外,城市空間的碎片化、原子化和封閉化,也把居民分隔在彼此孤立的居住地,弄堂那樣的共同生活空間也被肢解了,沒有弄堂般的共同生活的場所,自然難以生長出弄堂那樣的鄰里文化。

     

    其次,弄堂是個熟人社會。弄堂鄰里之間知根知底,外出都可以不鎖門,有安全感,弄堂里的家長里短也都不是秘密,居民個體的自主意識和隱私意識都不強。與此不同,現在社區是個半陌生人社會,鄰里之間是熟悉的陌生人,大家比鄰而居,生活在彼此的關注之下,但又缺乏對彼此的興趣和了解,同時,現代社區的居民又有很強的自主意識和隱私意識,因此,回到家里,關上門,不去打擾別人,也不愿意被打擾,這成了居民們的普遍居家方式。問題是,大門一關,在隔絕他人注視和威脅的同時,也把鄰里間情誼和對鄰里的責任關在了門外,“永遠有多遠,對門就有多遠”成為現代都市鄰里生活的真實寫照。

     

    最后,“居于世界中心,卻又躲著這個世界”的人,有了另外一個世界,即網絡世界。網絡幾乎使現代世界每一角落的人們進行直接交往和聯結成為可能。傳統的社會連接總是通過血緣的、地緣的、業緣的交往,要以社會共同體為中介才能發生現實的社會交往,或者說,只有扮演某種社會角色,才可能發生某種實質性的交往關系,但網絡的出現實現了多點對多點的直接連接,個人不必以共同體為中介與其他個人發生交往關系了,因此,現實的共同體,包括社區,就不是非要不可了。通俗地說,在網絡世界里,天涯若比鄰,又何必在意現實物理空間的比鄰呢?況且現實的鄰里關系有更多的無奈和負擔,還不如網上鄰里來的輕松自在,如此以來,鄰里的消失似乎就順理成章了。

     

    可見,王安憶等都市作家的文化尋根恰恰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種現代性斷裂,在這里表現為“市”與“井”的斷裂,表現為城市B面的消隱。

     

    三、鄰里的復現

     

    疫情期間,上海的B面又復現了。大V“知書少年果麥麥”在微博上寫到,疫情期間,他感受到了原來很少體會到的“遠親不如近鄰”的意義。封控的半個月里,他進了五六個樓里的群,有一天,他怯怯地在群里問了句:誰家還有多余的油和鹽嗎?沒想到五分鐘不到,收到了一堆回應:“我家還有,放門口你等會兒來???”“我們還有一包沒拆的。”“已經開過家庭會議啦!這半瓶油給你吧。”他說,如果不是這波疫情,有些事可能永遠不會知道:對面的嚴肅又和藹奶奶,樓下的會唱歌的阿姨,樓上熱血志愿活動的退休老師,這些原本消失了的鄰里出現了,守望相助的鄰里倫理出現了。何以如此呢? 

     

    首先,抱團取暖本是人類應付災難的基本方式。人是脆弱的,特別是在大災難面前,人的脆弱性和依賴性顯露無疑。人的脆弱性決定了每個人在災難面前都是弱者,都需要他人施之以援手,需要通過集體行動來抗災救災。事實上,在人類發展史上,人們在面對災難時,往往是以小群體的方式來進行自救的。這次上海疫情中鄰里互助自救機制發揮了關鍵的作用,也是這種人類的小社群抗災機制和經驗的延續和體現。

     

    其次,大城市抗災救災有其特殊性。城市是由人、事、物等要素組成的有機系統,市民的生產生活都要依賴于城市這個龐大系統的正常運行。我們不難想象,當城市的電力系統、供水系統、交通系統、安全救助系統等系統癱瘓了,城市生活如何可能?問題是,大災害的發生往往帶來社會系統的破壞,按照災害社會學學者E.佛瑞茨的說法,災害“是個人及社會集團發揮作用的社會脈絡遭到根本性破壞,或急劇偏離通??深A見的模式”。這次上海疫情期間,日常生活供應系統、城市物流系統、醫療救護系統、垃圾處理系統等都不能正常運行,這個時候,居民們除了鄰里互助自救還有其他出路嗎?這就可以理解,疫情中的上海人,重新拾起“附近”,重新依靠鄰里關系,重新回歸鄰里間本有的真誠互動模式的緣由了。

     

    最后,大城市抗擊疫情災害與其他類型的抗災救災相比又有其特殊性。面對地震、海嘯之類的災難,逃生的人們可以聚集組織起來一起抵御災難,但在傳染性極強的疫情面前,人群聚集恰恰是疫情發生和流行的主要途徑,封控和隔離是必須采取的有效方式措施。問題是,被隔離在家的居民如何組織起來互助自救呢?這個時候,曾經使鄰里消失的網絡體現出把鄰里重新集結起來的積極的一面。我們看到,上海疫情中,鄰里間組建了各種群。小區業主群、樓業主群、搶菜群,這些微信群使鄰里之間的互助自救成為可能,這樣的例子可以說是數不勝數。

     

    在大難臨頭的極端情況下,更能顯露一個社會、一個城市的倫理底色,鄰里作為城市的基本倫理實體,鄰里倫理作為城市的根本精神力量,在疫情防控期間,體現出了它之于理想之城的基礎性意義。

     

    四、復現的鄰里可延續嗎?

     

    消失的鄰里復現了,人們體會到了鄰里倫理的珍貴,在一個風險社會里,人們意識到了鄰里倫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正常生活中也希望這樣的美好一直延續下去,但這是可能的嗎?回答是肯定的,但不是簡單地回到弄堂文化里去,這不可能也沒必要,而是要在現代化進程中重塑鄰里倫理,這里起碼要做到三點:

     

    首先, 城市規劃要真正做到以人為本,要體現“鄰里”作為城市倫理實體的地位,要在城市空間的分配上,留出足夠的鄰里空間。我們之所以懷念弄堂的生活,是因為在那里,人們有更多的安全感,有更多的交往對話空間,有更好的使孩子們社會化的環境,但這是需要鄰里空間來保障的。鄰里空間既不完全是社會公共空間,也不完全是家庭私密空間,而是一種居其中的特殊交往空間,這個空間主要承載的是社會交往,而不是看上去很美的大片綠地和寬闊廣場,因此,如何以生活的邏輯取代權力的邏輯和資本的邏輯,把握鄰里空間和整個城市之間的尺度關系,是城市規劃需要關注的倫理問題。

     

    其次,網絡交往既有使鄰里消失的消極一面,也有重新組合鄰里的積極的一面,這是上海疫情帶給我們的啟示。上海疫情中的居民正是借助網絡,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決策和社區的集體行動,強化了對社區的歸屬感,對鄰里的責任感,成為負責任的社區行動者??梢?,我們要善于運用網絡的積極作用,實現虛擬網絡社區與現實生活社區的地域重合,借助網絡平臺實現社區治理的共同參與和資源共享,借助網絡組織各種以趣緣為紐帶的活動。應該看到,與弄堂之類的傳統社區相比,這些活動性質和類型有了很大改變,更能承載現代社會的鄰里感情和對社區的歸屬感。

     

    最后,要把疫情中的鄰里倫理變成城市的記憶。很早讀過巴金的《隨想錄》,有段話記憶猶新,他說:“最好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我并沒有完備的計劃,也不曾經過周密的考慮,但是我有一個堅定的信念:這是應當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館,每個中國人都有責任。……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們卻有一個共同的決心:決不讓我們國家再發生一次‘文革’,因為第二次的災難,就會使我們民族徹底毀滅。” 一個城市的精神體現在這個城市的記憶里,一個城市的記憶既體現在城市的鄰里日常里,也體現在城市的歷史性建筑上,它們一動一靜體現了一個城市的形象。我建議,上海市應該建一個抗疫博物館,讓鄰里倫理成為抗疫中最深刻的城市記憶。

     

    作者:曹剛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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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202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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